为何九龙岛顺利回归而海参崴仍然无解?
1997年6月30日的夜晚,香港会展中心的灯光亮起,中英双方的代表们在此期盼着权力的交接。此时,此前一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即将画上句号。很多人将这个历史事件视为“租期到期,九龙岛顺理成章地归还”,然而事情的真相复杂得多。香港问题的本质并不局限于九龙区域。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香港岛正式割让给了英国,1860年的《北京条约》则将九龙南部地区也交了过去;1898年,英国又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新界,合同为期九十九年,直至1997年6月30日到期。这表明,香港岛和九龙南部是被割让的,而新界则是租借关系。然而,这三块区域自然相连,不论从地理、基础设施还是城市管理上,切割都显得不现实。倘若仅仅归还新界,香港将变得孤立而难以维持生存。这便是谈判中的现实考量。自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未来的正式谈判逐渐展开。经过两年多的缜密磋商,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归还中国。
谈判历程并不一帆风顺。英国曾试图将行政管理权与主权分开,甚至希望继续参与香港的治理。对此,邓小平做出了明确回应:“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这实际上划出了双方谈判的底线。在一次会谈过后,尽管英国方仍然强调其在管理方面的经验,但中方代表坚定地表示:“香港的主权必须归还给中国,治理问题可以讨论,但主权是无法妥协的。”这简短的表述切中了问题的核心。此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英国远在千里之外,无法从本土对香港进行有效支援,而中国大陆与香港相接,加上经过抗美援朝、边境战争及长期的国防建设,其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已显著增强。因此,英国最终接受谈判方案,非但因租约届满,还因法律、地理、实力及现实利益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参崴的状况截然不同。现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俄罗斯的远东滨海边疆区,乃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关键基地,也是西伯利亚铁路通向海洋的重要终点。该地区原本为清朝的控制区,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后,广阔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被俄罗斯纳入版图,海参崴也随之更易。需要澄清的是,海参崴的归属并不具备类似新界的明确租赁条款。相关条约涉及领土的割让与边界调整,而俄罗斯则在此建造城市、港口以及相关的军事设施,并不断向当地移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迁,这里的社会结构、行政体制与生活方式都撇去昔日的影响。
这直接导致了两者性质的根本不同。香港的回归特定于殖民统治的结束和主权的交接,而若提出海参崴的问题,则会触及现有的边界条约、现代国际法和两国之间现存关系,解决方案并非是一张简单的时间表可以定论。更加重要的是,海参崴在俄罗斯远东战略中的极高价值使其难以回归。虽然受季节性冰冻影响而非完全无冰港,然其港区规模、铁路连接及军事条件在远东地区依然无法被其他港口取代。俄太平洋舰队及滨海边疆区的工业、商贸均依赖于此,西伯利亚铁路则紧密联结着城市与俄国内地。失去海参崴,俄国不仅仅是失去一座城市,更可能动摇远东地带的交通、军用港口与补给系统。历史上,大连与旅顺所经历的复杂变迁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对远东港口的重视。在如此领土观念深厚且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关键战略空间几乎不会轻易妥协。
中俄两国之间确实在后来的谈判中解决了部分遗留的边界问题。2004年,两国就边界补充条款达成一致;2008年,黑瞎子岛的相关边界也完成了勘界与交接,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承认海参崴应归还中国,更不能将局部边界调整的案例强加到整个城市的归属问题上。此外,现实中也存在显著差别。在香港回归前,绝大多数居民皆为华人,经济、法律及生活方式与内地保持了长期的紧密联系,回归后通过谈判确定的制度安排亦为双方所接受。而海参崴作为俄罗斯人口占主导的现代城市,其行政、教育、法律及公共服务体系完全依照俄罗斯的治理模式运行。即便只是讨论治理而非主权,接管后的法律衔接、人口调配与经济运转都将是极其复杂的过程。
有人不禁会问:“既然历史上属于中国,为什么不能直接收回?”恰恰在于“直接”二字。尽管历史记忆无法抹去,现实边界却需考虑条约效力、国家利益以及潜在的战争风险。中俄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边界,同时都具备庞大的军事实力,若因海参崴问题走向对抗,所产生的代价远非单一城市可比。因此,九龙能在1997年顺利回归,依赖的是租约到期、地域不可割离、谈判结果及综合国力的共同作用;而海参崴则无同样的“触发点”,它作为俄罗斯远东的战略支柱,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两者都源于晚清失土的历史,却并非同一种问题,解决路径也不尽相同。